美国于1933年1月15日通告世界各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英国政府于1934年3月13日声称永不承认伪满洲国。但是苏联签署“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后，对伪满州国予以承认；共产国际各国党不予公开异议。到1943年，承认伪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有23个国家，除了苏联、泰国外，大部分为轴心国、及其傀儡国和占领国。  

根据1943年由伪满洲国政府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包括傀儡国和占领国），承认伪满洲国的共23个，包括：  

轴心国：

  
日本  
意大利  
德国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克罗地亚（傀儡政权）  
斯洛伐克（傀儡政权） 

 
轴心国《反共产国际条约》成员国：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  
芬兰  
丹麦  
汪兆铭南京政府（日本傀儡）  
蒙疆自治政府（日本傀儡）  

印度临时政府（日本傀儡）  
缅甸巴莫政权（日本傀儡）  
菲律宾劳雷尔（日本傀儡）  

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傀儡）  

其他国家：  

（与法西斯意大利达成妥协协议）  
波兰（1942年后取消承认）  
萨尔瓦多（由法西斯主义的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将军统治）  
维希法国（德国扶植）  

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15日，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协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1935年2月26日，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  

1937年，伪满洲国撤废在其领土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政府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名义上均转交于伪满洲国政府。  

1940年6月26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东京。  

1943年4月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问伪满洲国。  

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伪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  

1934年5月24日，萨尔瓦多承认伪满洲国。

  
1936年11月28日，意大利与日本签署协定，承认伪满洲国。  

1938年2月20日，德国承认伪满洲国。5月12日,德国与伪满洲国在柏林签订友好条约。

  
1939年，伪满州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1940年8月，丹麦承认伪满洲国。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2年2月24日，波兰宣布取消承认伪满洲国。

    “总统府”由何人所书
    
    国民政府大门门楼上，一直挂有“国民政府”四个字。细心人不难发现，“国民政府”四字的字体，几个时代是不同的。在大门建成后的1929年12月，是颜体，“民”字一侧，还加了一点。四周镶有边框，远看像一块匾。

    按通常的说法，这四个字是前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所书。谭延是国民党内的四大书法家之一（另三人是吴稚晖、居正、于右任），由他来写，不管从资历官职，还是从书法造诣上来说，都是合适的。
    
    这四个字一直挂到1937年。南京沦陷后的1938年3月，日军扶植的一个伪政权“维新政府”在这里成立。于是，大门门楼上，原来的“国民政府”’四个字被铲去，挂上了汉奸文人书法家江亢虎书写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八个字，四周也镶有边框，字和框上都镀了金。
    
    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国民政府”四字起了变化。这一次挂上去的“国民政府”四字，已不是1937年前的那四个字了，边框也没有了。有人说，这仍是谭延写的。但稍稍加以注意，就发现是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字。
    
    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国民政府四字要更换成“总统府”三字。由于要赶在总统就职大典前挂上大门门楼，所以，就由原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周钟岳写了“总统府”三字，用木头锯出，表面再贴上金箔，草草地钉在了大门门楼上。
    
    以上，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
    
    还有一种“权威”说法是这样的。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9年新建国民政府大门时，要悬挂“国民政府”的招牌，“国民政府”四个字，自然要请书法大家来写。文官处立即就想到了原国民政府主席、时任行政院长的谭延。谭延写成之后，觉得很不满意，就对文官处的人说：“我的字比不上我家五爷，他才得到翁同的真传，现他在上海卖字，你们到上海去找他写吧。”这位五爷，就是其胞弟谭泽。
    
    国府文官处人员立即赶到上海，请潭泽写就了“国民政府”四个大字，付给润笔费4000大洋，正是“一字千金”。
    
    这四个字用金属制作，镌于一块有水泥边框的“匾”上，字和匾的表面都贴了金，远远看去，闪闪发光。这块匾一直挂到抗战时南京沦陷，才被日伪政权换了下来。1945年“还都”后，匾不知去向，就用紫铜另制四字挂在门楼上，这四个字，就是当年谭延先写的那四个字。1948年5月，总统府要换招牌，蒋介石对自己的书法一向自我感觉很好，就打算自己亲自写。后来想想不行，怎么自己当总统自己写“总统府”的招牌呢？这不符中国的传统。于是就又想到了已故主席谭延。随即就吩咐人集了谭延写的“总统府”三个字，“总”字，就是集的中山陵碑亭中的字。再用木头锯出贴上金箔后，匆匆挂上了大门的门楼。
    
    据笔者看，1929年所书“国民政府”四字，应是谭延所书。究竟1946年后的“国民政府”四字和“总统府”三字是出自何人之手？现在看来，仍是众说纷纭，恐怕暂时还是一个谜。
    
    “总统府”中国民党来不及带走的宝贝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除了在各个办公室整理国民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家具外，还在总统府的各个地点清理各类物资。
    
    总统府前院的西侧的车库中，停放着崭新的雪佛莱、福特、别克轿车各一辆。后院车库中，发现美式中吉普一辆，基姆西卡车一辆，汽油170加仑。
    
    在总统府图书馆中，还清点出全套的《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在餐厅中，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订制的那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
    
    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子超楼”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中，居然发现了一对曾国藩的鸡血石章，一对翡翠石章，两串清代的朝珠，一套线装雕刻版《曾文正公全集》。为何在这里会出现这些珍贵的清代物品呢？接近蒋介石的人都清楚，蒋介石对清朝重臣曾国藩一向推崇备至，以至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对曾氏的物品当然是情有独钟。蒋介石“引退”，是1月20日前后，蒋介石满以为这次离开南京，也只是几个月的功夫，按照以往“下野”的经验，重登总统宝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并没有将这几件珍贵的东西带走。可蒋介石没想到，这一去就不复返了。
    
    在“子超楼”中，还遗留有一大批极其珍贵的古玩瓷嚣，如玉板指一只，黄地绿龙瓷盘一对，景泰蓝铜瓶一对，五彩花瓷瓶、花瓷盘各一只，嵌石屏风一座……这些珍贵的物品，都是中国文物中的极品，价值连城。由于南京出现的真空时间较短，估计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加上总统府的大门关得比较紧，还有几个老仆役守着院子，所以没有遭到抢劫。

   相关新闻：韩学者:中国很多神话传说都源自韩国(图)

        孙彦平仔细查看建筑 董竞琦/摄

        11月11日，本报报道了位于长春市台北大街1279号的建筑是伪满时期马疫研究处这一消息，这座在民间隐藏了几十年的具有历史含义的建筑浮出水面后，得到了各方的重视。昨天，长春市史志办总编室主编孙彦平与本报记者一同前往此处，仔细查看了这座建筑后，孙彦平认为，这座建筑有很重要的保留价值
，因为它是日本侵华的有力证据之一。

        建筑内外处处日本人痕迹

        昨天，记者随孙彦平再次来到这座建筑前，孙彦平说，这座建筑的外形不是特别有特点，可能是因为当年这里并不是住宅，也不是具有规模的办公地点，而只是一处研究机构。孙彦平指着小楼大门的合页告诉记者，这扇门一定是当年的，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才有这样的合页。外面窗框原本是白色瓷砖，但现在已经被粉刷成红褐色，孙彦平说，如果是用来研究解剖的场所，窗框处就要贴瓷砖，因为这样方便冲洗。

      “如果这里是当年的马疫研究所，那这里面一定有地下室。”走进楼内，直通地下的通道验证了孙彦平的判断。地下室的北侧是大小相同的房间，每间屋子大概有25平方米。孙彦平表示，这样的房间结构跟日本人设计的解剖室很像。

         走出地下室，看到楼房的水房内贴着的瓷砖大小只有20多平方厘米，孙彦平说，这种样式都是当年日本人设计装修的。在二楼通往三楼的地方，有一处直径约1米的圆形窗框，框内没有窗户，这也是很典型的日式建筑特征。在三楼一个木制的上下开启的窗户前，孙彦平说，这个窗户应该也是日本人当年建的。楼内大体保留着当年的样子，连地下的水磨石都没有变。

        该建筑是日本侵华力证

        在东北，提起日伪时期设在哈尔滨的以活人做试验的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人人皆知。而在长春，日伪时期也有这样一座魔窟，就是设在长春西郊孟家屯的关东军“一OO”细菌部队，遗址在今长春一汽散热器分厂院内。1945年日本投降前，关东军为毁灭罪证，将原建筑炸毁。

       “一OO ”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实际研制的主要病菌是鼻疽和炭疽热细菌，其次是赤锈菌和斑驳病细菌，还有牛痘和羊痘等细菌。关东军垮台后被俘虏的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龙笃供认：“‘一OO’部队在1941年至1942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000多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其他化学毒药100多公斤。”

        目前位于台北大街1279号的马疫研究处就是当年关东军“一OO”部队的一个研究场所，表面上是研究马疫，实际上是否进行过人体研究，目前没有人肯定。“关东军炸毁了‘一OO’细菌部队，但马疫研究处也是‘一OO’部队的一部分，这也是日本侵华的强有力证据，这个建筑应该被保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孙彦平说。

        最初向本报提供线索的侯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这里工作的，当时有关这座建筑的材料很多，包括建筑的设计规划材料以及曾经的作用，但这座建筑从建设至今换了三次主人，大多数的相关材料也都不知去向，这给对这座建筑的考证造成了一定难度。

        长春900万还原战前历史风貌：这是侵华罪证 应该保留

“马疫研究处”牌匾

流通锅董

炭疽诊断器

中新吉林网11月14日电 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双手和小臂，日本兵不断往上浇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很长时间后，这位妇女被拉到室内，被强令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然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 　

上面的这一段就是第一部系统揭露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罪恶的影片《黑太阳731》中的一个镜头，以此片为标志，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罪行被披露，对日民间索赔也从无到有，开始了艰难的历程。昨日，从1950年就在台北大街1279号生活的齐先生告诉记者，他亲眼见到，当年《黑太阳731》影片在马疫研究处的小白楼前取景拍摄。 　　

市民呼声：罪证一定要保留 　　

《黑太阳731》那部影片中的镜头给很多人留下了永远都不能忘却的记忆。当本报的对于台北大街1279号是当年日伪时期的马疫研究处这一消息报道出来后，引起各方强烈关注，很多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都给本报打来电话表示，这座建筑一定要保存起来，因为这是日本人当年侵华的罪证。日本人在撤离长春时，已经把最大的罪证，就是位于孟家屯的关东军一００部队旧址炸毁，而不知道何种原因，马疫研究处这座小白楼被留了下来，“这是证据，应该保留！”给本报打来电话的读者激动地说。 　　

往事回忆：日本人感染死亡 　　

昨日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夏晓东向记者介绍说，在当时，一般百姓都知道鼻疽的可怕性。在当时全部的200万匹马中，实际有1/3即60余万匹的鼻疽马。马的防疫是伪满洲国的国防以及产业方面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鼻疽传染给马，马不会立刻死去，可生存一年半至三年。而且鼻疽对人体也很危险，1939年，这个研究所的小幡研究员就因受感染而死亡。 　　市民齐先生告诉记者，在他小时候，在马疫研究处小白楼的东侧有一个坟墓，这座坟墓就是小幡的，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铁证如山：马戴口罩的照片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记者看到当年马疫研究处的很多设备都存放在这里。有当年用于细菌研制的标本制作用具、解剖器械、细菌流通锅、试验用药品、手提式炭疽喷雾器、炭疽诊断器等设备。还保存了一些图片，其中有一幅是当年日本人专门给他们的马匹设计了一种口罩，专门用于防毒，还有一幅显示的是正在给马匹注射细菌。 　　

针对此事，记者与长春市规划局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他们表示此前也曾听说过这座建筑，有一定的保留价值。昨日下午，长春市规划局相关人员对此作了研究。这座满载着日本侵华史的建筑有可能被保护起来，作为日本侵华的有力证据之一。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第一○○部队的建筑，大部分在日本战败前夕被炸毁,至今还留下很少几处遗址。第一○○部队当时进行动力系统的烟囱，现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内，高高的烟筒已被围墙保护起来了。“第一○○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实际上是研究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场所。




下面这个报道来自2005年：长春日式楼房见证日军细菌部队罪行



长春的这座日式楼房曾是伪满时期的日军卫生技术所，也是日军细菌部队第一○○部队的附属单位,现在是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职工宿舍。第一○○部队实际上研究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罪恶的第一○○部队灭绝人性地用活人做细菌实验。一个叫庄歧的农民曾在地下室里看见过三个炼人用的火化炉，上面有厚厚的骨灰。

    中新社长春五月十六日电 题：追踪关东军“细菌恶魔”第一00部队

　　作者 刘育英 宁新荣

　　人们都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个侵华日军进行细菌研究的第七三一部队，却不知道在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孟家屯，也有一支神秘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一00部队，它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

　　由于日本没有公开关于第一00部队的档案，追踪有关侵华日军第一00部队的史料相当不易。日本战败前夕，第一00部队接到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的命令，将大部分建筑物炸毁，还烧毁和撤走了几乎所有文字图片资料。吉林省历史学者邹世魁是研究日军第一00部队的专家，曾经采访过在第一00部队工作过的中国劳工和周边百姓，参阅战犯审判材料，并对遗址进行考证和研究，如今邹先生也已过世多年。

　　侵华日军第一00部队驻地占地东西零点五公里，南北一公里，原址被用来兴建今天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散热器厂。我们到的时候，下班时间刚过，厂区里平静、美丽。在厂里工人的指点下，我们看到一座灰砖砌的烟囱已被围墙保护起来，它高有十余米，直径有两三米。学者分析认为，这是一个跟动力系统有关的烟囱，当年“炼人”用的烟囱应该已经被第一00部队毁掉了。

　　上世纪在八十年代，散热器厂里还保留着几座第一00部队的遗迹。“看到这个厂房了吧，原址是马厩，后来用做仓库，再后来被扒掉盖了厂房”，一个姓李的师傅说。另一个师傅告诉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细菌部队的老房子不断被拆掉，灰砖烟囱成了保存最完好的遗迹，今年春节后还有日本左翼青年前来参观。

　　遗迹的消失令人遗憾，不过第一00部队的罪恶是抹不掉的。邹世魁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大致了解到侵华日军第一00部队的轮廓。

　　一九三一年，第一00部队的前身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三年，病马收容所迁到长春。一九三六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区十公里外的孟家屯正式建立了“第一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

　　尽管有这个堂而皇之的名称，第一00部队实际上研究的是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被确定为主要的进攻武器。

　　在第一00部队服役过的上士试验员三友一男二战后在苏联伯力接受审问时供认，在他的操作下，每年可生产一千公斤炭疽菌，或生产鼻疽菌五百公斤。材料披露，第一00部队用牲畜做实验时，常有意给牲畜传染上病菌，再赶到附近的村庄和牧场，实验病菌的效能。附近老百姓家里的牲畜常常会得上传染病死去。第一00部队还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细菌攻击武器实验。

　　最鲜为人知的是，罪恶的第一00部队也灭绝人性地用活人做细菌实验。一个叫庄歧的农民曾在地下室里看见过三个“炼人”用的火化炉，上面有厚厚的骨灰。一九四九年春天，附近农民到“牲畜掩埋厂”挖马骨头卖钱，结果挖出大量人的骨头。三友一男也供述说，一九四三年，他曾在七名“实验材料”上做毒物实验，其中一人喝下含有一分克海洛因的稀粥后十五分钟死亡。大量事实证明，第一00部队用活人做过细菌实验。然而，究竟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被残暴杀害，至今未可知。学者说，焚尸炉里的骨灰和地里挖出的人骨头表明，被残害的中国人是大量的。

　　我们随后来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它的一栋职工宿舍楼是伪满时期卫生技术所的遗迹。这是一栋二层日式风格的楼房，我们在这听到另一种关于活人实验的说法。看楼的大爷一九六三年就到了这里，他向我们讲解，过去的老住户说，镶有瓷砖的房间都是“做手术”用的，在这里做过“手术”的中国人没有活着出去的。

　　做尽坏事的细菌部队在终结之前还不忘给中国留下最后的罪恶。七三一部队走时留下了鼠疫，第一00部队则播下了霍乱。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霍乱才逐渐平息。但侵华日军遗留的生化武器迄今仍不时被发现，并荼毒中国人民。

    《900万还原站前历史风貌》接续报道 ：“马疫研究处”旧址上报长春市政府申请保护

　　连日来，本报对位于长春市台北大街1279号的马疫研究处旧址进行了详细的报道。11月14日，长春市规划局组织相关专家对这座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长春市规划局建筑设计处处长刘青柏向记者介绍，目前，该局正在对所考察的资料进行研究，形成材料后将上报长春市政府，马疫研究处旧址被保留的希望很大。

　　长春市史志办总编室主编孙彦平表示，像马疫研究处旧址这样的建筑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尤其是这座建筑与当年的关东军100部队有很大的联系，而且这座建筑目前还没有遭到破坏，有很重要的保留价值。此外，这座“白楼”后侧当年的马厩，虽然已经拆掉一部分，剩下的只是几栋破旧的房子，但其保留价值也很大。刘青柏说，长春市规划局会经长春市政府审批后，将其在规划上进行限制审批，将建筑保留下来。

　　据知情人向记者介绍，2003年中国科学院相关专家也曾到长春专门研究过这座建筑。

　　长春：城市晚报 2007年11月18日

但如果没有犯错或犯罪，或是从心里就不承认犯错或犯罪，还用谢罪吗？

所以，我们有必要看看日本人对于二战的认识，他就是狡辨你也得听，判了刑的人还要允许他上诉呢？何况从来就是“胜王败冠”的战争呢？

美国学者罗斯·本尼迪克特在他那本著名的《菊与刀》。对大和民族的性格进行了既精练又准确的概括：“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有了这句话，你就可以准确的摸准日本人的脉搏了。

驱逐英美，亚洲的事情亚洲人办——这个口号你是不是听着新鲜，但当年的日本就是扛的这杆大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除了战败国德国在暗地里韬光养晦闷声发财外，其它西方列强在亚洲都有自己的殖民地。中国不用说，在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下。英、美、法、俄、日、意、比等等都在中国有着自己的利益，其它国家亦然，英国人占了印度和缅甸，美国占了菲律滨，荷兰占了马来西亚，法国占了安南（越南）。

总之，除了日本和泰国外，整个亚洲到处都是西方列强的影子。

这时，已经崛起并已挤进了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看不下去了，日本人自信而固执的认为：日本已经有了先进的工业基础，优秀的管理经验，超一流的技术水平，日本理应成为亚洲发展的火车头。

可日本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周围是汪洋大海。而中国及东南亚一带则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这样与日本的先进技术及优秀经验相结合，将是优势互补，将会“共存共荣”，故我们亚洲的多情要靠我们亚洲人办，要将邪恶的英美势力赶出亚洲。形成“大东亚共荣圈”。

因此，对于成立满洲国，是“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为了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胜利，在欧美统治下的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才高涨起来。对于以上这些观点，你可能认为这是日本人在胡扯，但在当年，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战后审判战犯时，印度许多政治家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日军将领，他们认为，日军的行为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印度法官帕尔，坚定地写下了“25名被告都应无罪释放”的判决词。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与日本人的“亚洲人的事情亚洲人办”相呼应的，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大亚洲主义”。

不管现在的人如何看待这一主张，但在当时，却是极受日本人欢迎的。众所周知，孙中山是反对满清统治的先峰，而日本又是他推翻满清统治的大本营，孙中山就是在日本剪掉的长辫，以示跟清王朝的决裂，他还为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子：中山樵。他一直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同宗，理应联合在一起，建设强大的大亚洲。他多次说过，中国革命的榜样不在遥远的西方，而是就在眼前的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中国的样板。倘若中国革命亦能成功，中日联合，就会相得益彰，共同受益，共存共荣。当年同盟会共同拟定了六条政治纲领，第五条即是“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孙中山有很多肝胆相照的日本朋友，他们分别是：宫崎寅藏、可儿长治、萱野长知、平山周等等。他们都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那时的中国革命团体不团结，分为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三大派别。最后，还是在犬养毅等一帮日本朋友的劝说下，才团结起来，成立了同盟会。而日本朋友中，直接参加同盟会支持中国革命的就有三百多人。仅惠州暴动，参加的日本朋友就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经一、宫崎寅藏等。其中，山田良政光荣牺牲。可惜，这些事情现在的中国人知道的太少了……

1924年11月27日，孙先生在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等女校（即现在的兵库县神户高校学校）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讲。那天，时任校长的筱原辰次朗亲自出来迎接，孙先生在演讲提到，中国革命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希望日本朋友给予支持。他强调说：东方文化以王道为中心，西方文化以霸道为中心。讲王道的，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的，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事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讲仁义、讲王道。

的确，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不大清楚，在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日本友人所给予中国革命者的无私援助。现在，该是恢复这一历史事实的时候了。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留学生便开始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一年就有大约86000人。这样庞大的数字，是当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他们留学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是更确切的讲是学习‘日本化了的西洋文化’。这些留学生中，集中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他们中多为辛亥革命的先驱及国民党中的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中竟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为留日学生，如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

你不能不承认，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同时也为中国树立了一是个最近最好最实在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会，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抄来的。一度时间，光绪甚至还想聘请日本首相伊腾博文为中国的首相，直接参与大清的改革，以推行新政。或是中日两国干脆合并……只是由于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软禁了光绪，这一计划才没有得成。

我们可以这样推想，假如孙中山先生不是过早去世，中日两国的关系将肯定是另外一种版本。

现在，100年过去，我们又面临了同一个问题：联日、还是联欧……

△为什么称“进驻”！而不是“侵略”△

日本人一直称对中国的战争是“进驻”！而不是入侵，尤其是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他们更加坚定了这一看法。

强者自有强者的理由。

请看他们理由：日军对中国的进驻始于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阐述的，由于不知道是谁开的第一枪，故日本一直坚持说：不能说我们是入侵者。当时我们一没有战争的准备，二没对华北的领土要求。我们对于北平，天津的占领也是“顺势而为”，并末遭到您们的抵抗--因为你们守芦沟桥一带的部队，在明明战败的情况下，却宣传取得了“南苑大捷”。第二天天不亮，人却偷偷地遛了，老百姓醒来一看，已满城都是太阳旗。

8.13上海事变责任更明确，那是你们首先进攻的我们的租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现从国内动员了预备役（第一章亦有阐述）

第二、日本人认为，正因为你们的抵抗和不合作才有了日军的“进驻”。

如果中国的重庆政府也象汪精卫领导的南京政府一样，同日本精诚合作，便不会有战争发生。汪精卫政府就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各级政府机构建全，有自己的驻外使节，得到了近10个国家的承认，有自己的首都（南京）国旗、国歌，有自己独立的司法系统，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和平军）。

我们向南京政府交还了所有的公有或私有的工厂、矿山、商店、学校，甚至文物和图书；中日合资的项目一律是中方股份51%。日方占49%。在华的日本人同所有的中国一样照常纳税，我们与南京政府共同鉴署了共同的防共协议，以阻止邪恶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漫延……（以上详见本人所撰写的《不负地狱行--汪精卫及汪系政权兴衰实录》）。

当时日本习惯于把中国称作“弟弟”，因为他是强者、富有者。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兄弟之间应当相互尊重，有事好商量，这与他们对平等的信念是一致的。而日本则认为，什么事对弟弟有益，必须要由哥哥来决定，并且在强行做这样的事情时不能“过分体恤”。弟弟稍有不满，当哥哥的就会：“不是已经给了你们一个地位了吗？给你们带来了矿山、邮局、医院和铁路，带来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架构。为什么老百姓根本不欢迎我们？”日本军部接连拍摄了几部描写中国热爱日本人的战争影片，便是这种观点的真实写照：痛苦绝望、沧落风尘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

第三、从公认的国际准则看，中国从未向我们宣战，我们也未向中国宣战。没有宣战，自然就算不上战争，就更谈不上“侵略”，最多是事变，是进驻。

依照正常的外交程序，宣战应是由本国大使向对方外交部，本国外交部向对方驻本国大使双重下战表，以确认无误。然后互撤大使馆而后开战，但事实上这时中日不宣而战已经四年了，日本大使馆一直在南京。而南京正好有个亲日的汪记国民政府。重庆的国民政府已经无法重下战表了。所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只好临时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宣战文告。此事可谓饴笑大方。

因为这种宣战文告都不合国际公认的法律程序，形同儿戏一般。日本方面也以外交部声明的方式回敬了林森的宣战，第一称：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大日本帝国已同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因此不存在着战争问题，重庆政府现已不能代表中国，故没有资格向日本宣战。如此这般，让中国人毫无话说。

△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人民” △

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侵略扩张。而主张侵略扩张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反对侵略扩张的，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与统治者有着深刻的矛盾，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此等等……
按照这一理论，主张进入中国的是日本的统治阶级，而广大的日本人民则是坚决反对战争的。

但这一理论首先在二、三十年代便在日本失去了它的有效性，（且不说现在的各项民主制度已十分完备，经济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了。）
事实是：当时的日本，是全民皆军，所有男女老幼都支持政府的“圣战”，都为大和民族的“大东亚共荣圈”而奉献自己的全部：生命及肉体（即日本人并不认为丑恶的慰安妇制度）。日本的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所有的人都踊跃参军。父亲阵亡儿子上，哥哥死了弟弟补，男人没了女人顶。工人没白没黑的加班加点生产飞机大炮，女人没白没黑地制作军服。

日本反战的声音有没有呢？有，但实在太微弱，反战者仅是日本共产党偷偷地在半夜里贴贴传单。日本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当中最弱的一支。他们曾遭受到日本政府的残酷镇压。（是所有镇压共产党国家中最严厉的，一个总书记被活活打死，另一个总书记坐了十几年牢，直到二战结束才出狱，但人已彻底废了，浑身瘫痪，只有神志还清醒）。

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开始走下坡路，但全体国民仍坚持最后一拼（从1941年起，日本开始实行粮食配给，成人每天口粮330克）。美军在攻占南太平洋的诸岛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有的日本军人，从最高指挥到普通士兵，全部拼死作战，无一人主动投降（负伤昏迷者外）。空军的神风突击队更是让鬼哭神泣，年轻的飞行员竟开着装满炸弹的飞机撞击美舰。具体做法是，出击的飞机只带单程燃料，而将节省的载重量全部携带炸弹。届时，对敌方军舰的要害部位（如烟囱、机舱、弹药舰等）进行撞击，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每次出击前，身裹白绫，头系白巾的青年飞行员总要面对日本皇宫的方向，满含热泪，对天皇发誓，然后喝下一杯绝命酒，从容踏上不归路，其亡命精神让中国人陡然意识到，日本也有黄继光。

慰安妇现象无疑已成为日军的历史耻辱。但是，当年的真实情况却是广大的女青年（以在校的女学生为主）自动组织起来，奔赴前线，以慰劳广大士兵的。正好，政府也早有此意向，上下不谋而和。故，在广大的日本女青年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士兵为国捐躯，我为士兵献身”。一时间，这成了一件最为光荣的事业。那些捞不到上前线的，竟要缠住招兵站的官员死磨硬赖。一但被“恩准”，则马上破啼为笑，一蹦老高。

好像有一部中国的电视剧曾有如下描写：一侵华士兵在一次上战场前，被准许慰问一次，结果，慰安妇竟是自己的亲妹妹。于是，兄妹俩抱头大哭，而后咂响了日式甜瓜手榴弹双双自杀。这不免让笔者哑然失笑。事实上，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兄妹俩除了略有尴尬，哥哥再去找别的慰安妇外，更多的，恐怕是兄妹俩及家人的自豪感：你们看，我们家有两人在“为国献身“。有着这样的国民基础，你就休想让大多数的日本老百姓认错和谢罪。当年的重庆《大公报》记者黎秀石先生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黎先生参加了在美舰“密苏里”号的日本受降仪式，并随受降美军进入了日本）。足以说明问题：

“在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前后十多天里，我在东京等地战后残存的办公室、旅店、商店、街道访问新闻记者、店员、家庭主妇、军人、学生等。每次谈话中我都提出这个问题：你认为东务英机是个民族英雄还是个战争罪犯？他们的回话虽用语各有不同，但内容总是相同：“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战争罪犯。”“他有错误。”“他没有准备好。”我真是惊恐交集，我又想这大概是日本警事厅指示居民对待盟国记者要表示的态度，不一定代表日本人民的看法。但是，随后战后年月的增加，日本政府和民间舆论不断为侵略我国翻案，我今天认为当年那些日本人所说：“没有准备好”是他们的心里话，很有代表性。

如果中国记者的话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再让我们听一听一位日本教授的话：

山田敬三教授在“文学与民族主义”一文中告诉我们：“从十九世纪末起，日本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国民的压例多数的支持下推行的。在国内，蒙受侵略战争之害的自然是被驱赶出来的一般国民。尽管如此，从日清，日俄战争起，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日本国民对其评价一贯是肯定的。”“人们对战争给各个家庭带来的悲剧拒绝作出反应。社会上从整体上谴责侵略行动的呼声，更是罕见。至于部分公开发表的反战言论，却迅速被当权派镇压下去。靠政权镇压就能解决问题的舆论极易形成。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这种基础。

读到以上这段话时，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有几分惊诧。相反，一读到这段话，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了30年前在部队当兵时，有幸所“内部参考”到的三部日本影片。那大约在1974年，我在师部宣传科搞创作。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师里从军区调来了三部“反映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影片，影片名叫《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按规定，只放给“排以上干部”看。那时我是个战士，但考虑到：“是搞创作”的，就照顾了一下我这个“战士作家”（这应感谢当时的师宣传科陈洁科长。以后他转业回了徐州），使我有幸在30年以前就知晓了什么是军国主义、什么是全国总动员、什么是全国皆兵。在这三部影片中，无论是反映1905年日俄海军大决战的《日本海大海战》，还是反映二战太平洋战争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无一不是鼓吹狂热的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侵略的。至今我还记得，在《日本海大海战》中，连偏僻小岛上的日本渔民也都自觉地担当了监视俄国舰队的间谍。他们一旦发现了庞大的俄国舰队的行踪，就是冒着被海浪吞没的危险，也要赶紧向自己的海军报告。每当传来击沉俄国舰队的消息时，日本的老百姓是倾国倾家出动，上街游行庆祝。
在另外两部影片中（从时间跨度上已经过了40年），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丝毫不减，并有所增加。在战争中，所有的日军官兵都英勇奋战，视死如归。即便是负了重伤，也绝不离开炮位。军舰被美国飞机炸得起了火，眼看就要下沉，士兵们仍不肯跳上救生艇。到了休假的时候，士兵们一上岸，就排着几百人的长队去妓院。妓院忙不过来，老板娘就（自觉）地亲自上阵，丝毫没有什么被污辱的感觉。到是有捧着大把的票子哈哈大笑的狂喜。战争后期，日本逐渐走向下风，为挽回败局。日本的海军飞行员便发明了“人肉炸弹”的战术，即开着装满炸弹的飞机去撞击美国军舰。在这些上阵的神风突击队员中，人们没有死的恐甚至连遗憾都没有，最多的是想把身上的余钱寄还给家里。“面目慈祥的山本五十六”就亲自答应一位十九岁的新兵飞行员，一定代他把二十元钱寄给他的老母亲。所有参战士兵，目睹这一切，“一个个全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当时，我记得十分清楚。电影放映完后，整个剧院“鸦雀无声”。老实说，在当时那个年代时，人们从没有机会看到过“如此真实”的场景。如今亲眼一看，全都傻了。我敢肯定，当时的愕然大过愤怒。一位机关的徐参谋就曾悄悄地对我说：

“喂，大作家，这日本人民不是比我们还革命吗？

这真是一语中的，告诉了我们“一个真正的日本军国主义”。

故此，一矣日本战败，很多日本国民不相信这是事实，悲愤欲绝，纷纷以自杀明志，日本某一小学的老师，竟带着一个班的小学生投海自尽。更多的人彻夜跪在日本皇宫的外边，乞求天照大神保佑日本。

这就是我们曾寄希望的日本人民，不知道他们与那些凶残的日本军人有什么区别。

大白楼平面图，我们探察的只是地下世界的一小部分

大白楼正面外景，这在当地很有名气的一个地方

一帧[大悲咒]或能让冤魂孤鬼稍得安息

在《新晚报》看到一则关于“日军杀人场惊现于一面坡”的消息，就决意要亲自去看看，向来对日军侵华那段耿耿于怀的人，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一年才来哈尔滨一次，就赶上了。

于是码人。几经约会，最后此次“探秘小分队”由4人组成：司马平邦、刘志勇（我的前同事，东北抗联后代）、张放（警察朋友）、张弛（小哥们儿，哈尔滨阳光坊白领俱乐部头儿），11月17日早上8点，自费600元租曹方毅先生的出租车，上路了。

路上阳光灿烂，一群有目标的朋友相洽甚欢。10点半左右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区东南165公里的尚志市一面坡镇。先买了几根蜡烛（照明，测氧），又带了些粉笔（防迷路）。

一面坡派出所的贾警官说：一面坡三面环山中间平坡，自古战事要地，早年曾有俄、日驻军，解放后也驻了我军的一个团，团部就在这部发现日本杀人场的大白楼，但他也不确认那就是杀人场，并劝我们最好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不用去了？“来时的车票你给报了呀？”开个玩笑。既来了，就要去。

车行到一面坡镇路北（以铁路划分南北，路南最重要的地方是一面坡啤酒厂，新三星的生产地），几经逶迤打听，沿着一条明显是古旧的方石路（与哈尔滨中央大街相似）找到了传说中的大白楼。这是一个地道俄式风格的方形楼，地上两层，四面转成了个大天井，正面向北面对着蚂蜒河，可能1897年建造它时，此处地势开阔，所以楼向及选位很自由，故朝向与其它建筑相反。现在此楼属一家民营企业，只一个看门人守门，打通执行总经理电话后，费尽唇舌终于得许，这时一个女姓经理现身主动带我们进入地下室。

正如报道所说，地下室的进出口只有一个50厘米见面的洞，一个金属梯子顺下去，女经理，我，张，刘，驰依次进入。一下子，世界黑森森下来，那种迫人的黑色恐惧。

几十年前，这里曾是一座日本军营的地下监狱，抓来的人，没见一个逃出去，里面杀的人难以计数，曾有各种杀人刑具，甚至传说中还有狡肉机——我想就是在那个时代，那群畜牲们对杀人也是理亏的，绞肉机可以为他们掩饰罪证，而此处曾有秘密通道直接通到不远的蚂蜒河，人尸俱灭。

刘志勇老师说，尚志市以前是珠河，曾是东北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军的活动地带，也叫珠河游击区，而此地亦归关东军珠河讨代队下辖，有任队长叫远间重太郎。关于一面坡的关军军史料，可查到的还有：

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建立了所谓的“北满研究员制度”，即谍报机关，以加强对苏对华谍报，1943年关东军建立临航空队（第377部队），并几乎同时建立了一个谍报和谋略人员的秘密培圳基地，叫做一面坡训练所（第322部队），下设1个谋略队和4个谍报班，1945年初航空队解散归并到第322部队，该所成为关东军最强大的谍所机关，手段极其卑鄙和残忍，后该部队与关东军一同完蛋。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平1938年被叛徒杀害于一面坡（无从查证与日军谍报机会是否有关）。而第四军军长即著名的赵尚志将军，珠河解放后改为尚志。

进入地下室，适应了黑森森的环境后，一个高深诡秘的地下世界重现眼前了。地下室很宽敞，中间一条过道，两边是个个房间。虽然埋身地下，但并不潮湿，而且也不寒冷，有一个房间还有木门，很厚，经过百年已破烂不堪。门框都是那种很厚重的木方，那时候有的是好木头嘛。一个有台阶的大房间的墙上突兀伸出两根钢轨，不知何用，甚至让人怀疑这个地下室是个错层，可能某处还会有一个更深的结构，墙上有当年挂东西用的铁钩，长满斑驳的红锈。在距离地面大约两米左右的地方，都会有一个个方型的洞口，洞只能容一个爬行，司马平邦亲自爬进一个洞口，几米处转弯，再往里电筒一射，很远处被砖石堵死，女经理也说不清那是什么时候由谁堵的。

据说不久前几个年轻人好胜，顺着某个洞日钻了进去，早上进去下午才找回来，在里面迷了路——但说实话，我不能确认那些洞口到底有多深。因为地下室是一大半在地下，所以也会见一些不口向上，肯定是通风之用。

[新晚报]记者张育新之前为此曾采访过尚志市烈士纪念馆的刘莉，刘莉听当地老人老人讲，那些小洞就是日本鬼子当年关人的地方，人关在里面无法转身也根本不可能逃走，洞口有一个哨兵就可以全部控制，里面的人只能等死。而过道两旁的房间多是刑讯室，曾有电椅和搅肉机等刑具。关于刑具的事，我们也多方打听，能肯定的是此处曾是日本人的监狱，但具体有什么刑具正史无从记载。

地下室严格地说属俄式建筑，空间很高大，其中那个有台阶的房间更像是一个集中人员的场所，墙底处还有一个类似烟道的出口，我猜测也可能是用于取暖的锅炉设备的遗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小洞的里面，其实都不是全部平整的，顶部总有一处是斜顶，这实在奇怪，也不知何解。

地下室的天顶早脱落了，露出原来的建材，但又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石料，有的是长形的石料，至少证明此处是经过不断改建的。而在入口处可见“中华”两个白字，写得不小，但又不像是以前的人所写，因为是简体字，不知写的人用意何在。

关于这个地下杀人魔窟的发现，综合信息是这样的：

此处现为一家叫哈一漂的私营旅游企业所有，地下室多年来一直封闭，不久前公司想把地下室利用起来，雇人清理垃圾，居然清理出第3筐土时就发现了人的白骨，清理出第10筐土时发现了人的头盖骨（清出的人骨何处去了？一面坡派出所的贾警官说，根本没有扫出人骨和头盖骨的事；[新晚报]记者说，参与清扫的马先生后来被公司领导下了封口令，估计该公司不想因为影响生意；司马平邦本人亲自致电刘莉，她是尚志烈士馆的负责人，她没有否在一面坡的新发现，但说此事尚未经权威专家最后鉴定；而尚志市文化局的何树岭局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市里已有将此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想法；也有人说，人骨和头盖骨是有的，但已封存，正待研究鉴定；但从现在的迹像上看，此处并未受到有关部分的保护，只是该企业不情愿太多人探访此处，企业的想法，我想可以理解吧）。

据尚志市烈士馆的刘莉介绍，一面坡的许多老人都知道这个地下室曾是日本人的杀人场。刘莉曾访问过当地90多岁的吕奶奶，老人说当时日本人每天都在往里面抓人，后来杀人太多搅肉机干不过来（显然是民间说法），就凿开冰冻的蚂蜒河，把人串上铁丝塞进冰窟窿。有一年开春，距离此地300多米的一座小木桥被尸体堵住，河水无法下泻，还找人用木杆子把尸体捅开。

据说几年前，小木桥改造成了石桥，施工队在木桥附近挖出很多白骨，装了一车还多。而刘莉的父亲就曾经亲眼见过尸骨。

为了不枉此处，此次我们特地带来照相机和摄像机，取了上面张照片和近一小时的录相材料。一来作为公布发表，二来可以在方便时提供给专家鉴定。而且，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纪录片。

地下室所有能够探知的空间，用了近1个小时，全部走完。回到地上，又是天朗气清。

在大白楼正面的台阶上，司马特压上一份[大悲咒]，于冬日的冷风中自言自语许多句，我们后来的人不清楚里面真正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那些死难同胞的惨状，只能以此作为祭告，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得到安息。更求这里曾经发生的真相有朝一日全部大白于天下。

关于一面坡的日军人杀场，我们又在现在一家医院的采访中得知，该医院在文革时期曾在一个角落里挖出大量的尸骨，据当时的人说是日军的一个杀人坑，后来这里被夷平水泥封上，现在只有几株小树于冬风中颤抖。

下午2点半，整个探秘结束。返程。

并先发些照片上来，以期专家和有识之士进一步探察之。

小小的入口

进入地下室

过道旁边的小房门，很局促，可能是审训室

狭长的过道，尽头已堵死

坚实的门框，地下设施的规格，一人当关，十人莫开

百年木门，厚而深重，不知关了多少秘密

半圆形房间，是与地上部分相对应的，上部有通气口

旧时的水管道

军用挂件，锈迹斑斑

横插出墙的铁轨是做什么用的，吊人的？行刑的？

旧式的输便电设备，北方俗称“电葫芦”

http://vip.bokee.com/20071118424319.html

 
　　钓鱼岛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岛，而是一个总面积约7平方千米的群岛。日本人把我们的钓鱼岛称为"尖阁列岛"。钓鱼岛位于福建的正东方向，台湾岛的东北方向。据估计，钓鱼岛海域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外界一直认为这是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上述条件来看，钓鱼岛不足以吸引如此之多的目光。世界范围内并不缺乏领土争端。包括中国人，关注钓鱼岛，难道仅仅是因为钓鱼岛蕴藏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关注钓鱼岛就更加不可能是因为被石油资源所吸引。钓鱼岛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无疑是因为其东亚地缘政治晴雨表的作用。

　
　　钓鱼岛争端是中日争端。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大强国，也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他们之间的争端必然会影响到东亚局势进而作用于整个世界。钓鱼岛争端也涉及到了美国。事实上，恰恰是美国人为制造了钓鱼岛争端。钓鱼岛问题到今天这个局面，与当年美国玩弄的招数有直接的联系。钓鱼岛最初是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依照《马关条约》条约割让出去的。由于后来中国局势的变化，钓鱼岛归还问题出现了变数。　

　　1971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中。随后，美国又表示这一协议并不影响到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前国民党政权和美国以及后来的台湾地方政府与美国之间的暧昧关系所导致的遗留问题。当北京开始有能力接手这一问题后，态势已经相当不利了。因此，我们站得不够彻底，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宏观上看待，而不能割裂历史的联系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今天。　

　　在美国的策划下，钓鱼岛已经成为了中日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美国人是世界上均势政治最优秀的执行者之一。他在东亚地区埋下的这个伏笔不可谓不大。中日之间历史矛盾本已十分严重。近现代历史上，日本曾在亚洲独强。因此，日本骨子里有一种对于亚洲人的优越感。日本人把中国人叫做"支那猪"，就是一种藐视的心态。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扩张战争逃过了被殖民的命运。日本是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挺过来了。一个人长期经受压力，一旦缓过来就非常可能出现一些生理或心理问题。日本也没有逃脱另一种命运。日本国民的畸形心理就体现为欧美的崇拜和对于亚洲的轻视。当中国坚定地走上自己的复兴之路的时候，日本所感觉到的就是畸形的自尊心理即将被打破。中国人，则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日本竟然还在伸手想拿侵略果实。因此，中国人对于日本在钓鱼岛方向的小动作尤其敏感。　

　　由于日本政府长期在钓鱼岛方向奉行强势政策，使得其自身的回旋余地已经被大大压缩。钓鱼岛是被窃取领土，北京方面不可能放弃。可以认为，日本每一次在钓鱼岛方向的强势行动都会增加钓鱼岛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两国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让钓鱼岛问题几乎失去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日本方面明明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任何立场方面的松动。我们可以将这种态度看成是日本缺乏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诚意。　

　　由于日方的态度，中短期内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丧失。长远看来，有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即在中国的国力以绝对优势领先日本，并从地缘政治上孤立日本，日本国民那畸形的自尊心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打破的时候，钓鱼岛问题才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可是，无论笔者个人还是中国人民，都无法容忍钓鱼岛问题按照这种轨迹拖下去，中国的国家战略同样也不允许这一现象的出现。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做好钓鱼岛问题以战争手段解决的准备。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意味着应该在领土问题上无限制地拖延。钓鱼岛问题上的等待，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威信，从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利益应该成为衡量钓鱼岛问题拖打的唯一准绳。

　　钓鱼岛问题现在没有打起来，中日双方都不准备摊牌是直接原因。相信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没有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两国政府选择拖，那就意味着打肯定对于双方是不利的。笔者认为，双方的这种考虑是有其道理的。　

　　日本，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颗棋子。棋子，需要的时候利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丢弃。美国与日本并非唇亡齿寒的关系。作为美国的前哨，日本的作用主要是对中国而言的。美国一直以来试图在非战争状态下遏制中国的政策是明显的。可是，美国未必排斥作为其前哨的日本与中国发生战争。　

 
　　钓鱼岛问题一旦打起来，在美国不直接干涉的情况下，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在中日不存在技术上的绝对差距的条件下，国家的战争潜力将是决定性的。如果局部小规模的较量中国失败，那么战争必然会总体化。否则，就意味着国内的无法控制。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也仅仅比中国稍好。在局部战争中失败的话，日本政府若想不倒台也只能将战争总体化。一旦战争总体化，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和完整军事系统的劣势必将暴露无疑。中国对于战争的承受能力要远远高于日本。特别是在资源方面，中国本土的供应是基本可以满足战争需要的。即便海洋上，日本到印度洋地区的海运航线很长一段都处于中国飞机和潜艇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内。日本则缺乏截断中国海洋航线的必要手段。不排除日本可以绕道从东面建立海上航道。然而，这一手段并不能本质上改变中日总体战争力量的对比。　

　　虽然中国的总体战争力量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但却并不足以在战争中取得对日本的完全胜利。由于中国自身防卫能力的不足，中国所受到的创伤也绝对不会小。中国和日本在当前阶段爆发战争所能够解决的也就是一个钓鱼岛和东海问题。无论是局部战争还是全面战争都不足以让中国将日本威胁根除，反而会让日本在威胁能力没有本质下降的情况下威胁意图大大提升。美国没有为日本来争夺钓鱼岛的任何理由。因日本而导致中国与其死磕，于美国全球独霸政策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正是看到了这些因素，日本方面才没有选择过早地就钓鱼岛问题与中国摊牌。中国方面同样也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双方都明白，钓鱼岛现在摊牌，美国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可以达到试探和削弱中国的目的，同时又让中日矛盾加剧，从而更好地利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扭曲日本国家利益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因此，到现在为止，钓鱼岛方向摊牌的迹象并不明显。那么，明明知道最终会摊牌，却不急于现在不摊牌，双方究竟在等的什么？　

 
　　单就双边角度上看，拖下去对日本是极度不利的。中国整体实力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从双方的实力增长的速度来看，日本最终将毫无疑问地失去钓鱼岛。日本等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变。　

　　中美关系发生改变，说得更明白点就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力量的上升在美国放弃独霸政策前是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的。特别是中国海军的发展，将最大程度上冲击美国赖以实现对中国遏制的海洋优势。日本，在期待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美国可能并不害怕与中国进行局部战争，美国是具有局部力量优势的。美国所避讳的是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让自己的实力都消耗在中国的潜力面前，进而使得其全球独霸体系因此崩溃。然而，战争的规模并不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要将战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就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通过空间上的退让换取割裂中国海洋军事力量与本土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将战争的军事目的定位于在中国本土火力能够发挥足够作用的区域外击败中国海军，而不是整体上击败中国。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阻止战争总体化。战争爆发的区域对于战争是否扩大的影响主要是从战争目的的角度上来看的。在本土火力发挥足够作用的区域外的战争就意味着战争目的是争夺该获得区域的控制权。同理，在本土火力发挥足够作用的区域内的战争，目的也是此区域的控制权。本土火力有效控制范围之外，如果常规战争失败了，战争总体化也难以挽回结局，对于政府来说徒劳无功。即便战争总体化，由于战争目的根本无法达到，人民也将失去支持的热情，继而将怒气发泄的政府身上。一场有明显标志的对中国海洋力量的胜利足够让中国国内矛盾被扩大从而达到通过内部问题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恰恰是日本所等待的。日本希望改变自己的棋子地位，手段则是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当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加剧之后，日本对于美国的作用将会上升。可以想象，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将利用钓鱼岛问题来诱发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便这种愿望难以实现，日本还可以等待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时乘机在钓鱼岛问题上发难。无论哪一种方法，实际上都是借美国的力量来与中国争夺钓鱼岛。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等的又是什么呢？中国当然不是等谁来帮助自己。中国所等的是自身条件的具备。很遗憾，日本方面把中国想成了他自己。日本在有可能扩张海军势力范围的时候一定会去扩张，中国却未必如此。　

　　笔者曾经多次强调，美国的目的是遏制中国，而不战胜中国。与中国的全面战争是美国实力运作法则中最难以忍受的。美国在冷战期间准备与前苏联的战争是因为前苏联咄咄逼人。中国，难道是前苏联的另一个翻版？当然不会。中国可以在一定时期限制自己海军的活动范围，不给美国以局部战争击败中国海军的可能性。美国想要获得标志明显的胜利就必须进入中国本土火力能够得到比较充分发挥的海域。那将意味着全面战争的风险陡然增加。　

　　需要看到的是，要做到在出现势力真空的情况下限制自身海军的活动范围，对于中国来说难度不小。中国国民也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因此，中国人渴望获得更为广褒的安全边界。中国的国门被从海上打开，美国到现在仍然依靠海军压制中国人彻底站起来，这一切，都会成为激发中国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导火线。中国政府的控制难度并不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普遍畸形心态。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中国从来也没有试图整体抛弃自己的文化去脱欧入亚，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觉得东方民族比西方民族低劣。中国历史也有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典故，中庸的中华文化不会引导中国人走极端。[文化不是本文的重点，正文部分不便多说。近年来出现的崇洋媚外的风气值得警惕，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个严重的威胁。国家和有能力的组织及个人都应该在弘扬传统文化上下工夫。
　　限制住海军的活动范围，并不意味着限制海洋力量的发展，只是为了避免与美国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海洋力量发展起来了可以多到南海地区活动，促进南沙问题的和平解决。多极化与中国崛起是同期发生的。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多极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多极化与中国崛起这两个并行的历史进程走到美国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哪怕勉强维持全球独霸的时候，就是中国海军全面进入一二岛链之间水域并冲击第二岛链的时机。在这个时机到来之前，则应该是中国解决钓鱼岛、东海、台湾问题的时间。　

　　东海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还是应该以钓鱼岛为风向标。只要钓鱼岛问题能够解决，那东海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至于台湾问题，笔者以为，仍然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统。很多朋友都认为非武统不可。这个看法以前笔者曾经有过。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想法略微有些变化。笔者还是坚持认为，台湾问题是武统，可是这个武统也可以解释为区域内绝对武力优势威慑下的统一。军事占领台湾或可振奋士气，却将造成两岸人民之间长期难以抚平的裂痕，于国不利。台湾民众的民意发展到今天这样，是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多年互不联系造成的。台湾民众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出于利益考虑宣扬台独理念的终究只是少数流氓政客。大部分民众是由于其它因素的考虑选择倾向独立的政党。台湾经济比大陆平均水平高不少，这是事实。同时，在台湾民众眼里，还有美日作为其保护伞存在。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台湾民众认为保持现状的利益和风险比起来利益占大头。因而，大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外来干涉可能性的下降都是和平统一的必要先决条件。　

　　经济水平的提高只要大陆自身不出大问题就可以达到要求。最大的问题还是让台湾民众认识到，美日的保护伞是不安全的，甚至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由于钓鱼岛问题还涉及到了台湾方面，大陆存在着一些操作困难。某些台湾政客出于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已经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因此，这一问题最终由大陆方面来解决必然会加强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　

 
　　中国要想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就必须首先保障自身安全。由于中日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权归属矛盾不可调和，一个强大而又不友好的日本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解决这个问题就两个办法。要么把日本的实力大幅度削弱，要么让日本变得友好。这两个办法实际上又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大幅度削弱日本的实力。"中国强则日本是妾，中国弱则日本是贼"的说法的具体应用就在这方面。大幅度削弱日本的实力明显是一石二鸟。一来减弱了日本的威胁能力，二来甚至还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减弱日本威胁意图的效果。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中国的海洋力量并未出现在美国希望的海域，美国几乎不可能以战争手段来挽救日本。按照笔者的想法，激发钓鱼岛问题的时机应该选择在我远程火力能够有效打掉日本实力结构的主干部分并军事占领琉球群岛的时候。没有了钓鱼岛问题的存在，中日就失去接触了，也就很难再提琉球问题了。机会一旦出现，就不能放过。　

　　琉球群岛一旦掌握在我国手上，就意味着日本引以为豪的对中国及其附属国的侵略成果彻底丢失，有助于我国击碎日本畸形的民族自尊心。同时要注意倒，控制琉球还有助于我国和统台湾的政治攻势。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战争，日本败而美国旁观的结果对于台湾民众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了。台湾民众不可能个个都是地缘政治学家，他们不会把利弊分析得非常清晰。可至少大多数人应该明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台湾。当日本在发展起来的中国面前都成为一颗弃子，台湾还能算个什么？琉球群岛落入我国的手中，无疑标志着第一岛链已经从地缘政治角度上不复存在了。那么台湾的地缘政治作用也会大大降低，更是成为弃子中的弃子。大陆方面掌握着琉球群岛的事实将使台湾政客失去讨价还价的又一重要砝码。相信台湾民众会根据利益与风险的比较做出一个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抉择。　

　　笔者并不认为我国一定要为琉球群岛而故意拖延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如果进行那种战略构想，那就是真正的为下棋而下棋了。笔者这里提出的琉球群岛问题绑在钓鱼岛问题一起解决只是基于钓鱼岛问题暂时不适合摊牌这一前提条件下设想的利益最大化手段。同理，笔者包括台湾问题的构想也仅仅是基于同样前提下的一种利益最大化分析。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可预料的因素何其多也，并非笔者微末的智力所能概括。一旦出现有利的时机或者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前解决钓鱼岛和台湾问题都是可能的。　

　　日本，作为一颗棋子，却并不甘于做棋子。棋子没有棋子的觉悟，做出一些超越了棋子分内的事情，就会转换成弃子。说日本人能忍，也仅仅是战术上。真正从棋子转变成为棋手的国家，都是战略上也懂得忍的国家。美国刚刚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做过法国牵制英国在美洲势力的棋子。美国也懂得忍，在美洲大陆上一忍就是上百年。最终呢？当年法国人的那颗棋子已经成为了今天独一无二的强者。日本人却总是不甘寂寞，要玩弄自己那并不高明的战略。最后的结果也就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假设日本真的今天就把钓鱼岛还给我们，那或许日本真将成为我国崛起道路上的潜伏杀手，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有再次独霸一方的机会。可惜，现在看来，日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战略这种摸不着的秘密较量，日本一向不高明。钓鱼岛，虽尺寸之地，亦可见大势。兵进钓鱼岛，对于日本和美国意味着什么，还需要时间来做一个最好的诠释。　

　　在钓鱼岛问题解决之前，如何将钓鱼岛矛盾对政府威信的影响降到最低是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同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有能力的组织和个人的配合。下大力气解决深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及其所带来的矛盾，建设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是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对于政府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大考验。笔者在这里做一个大胆预测。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激发，钓鱼岛问题将极有可能在我国拥有3-6艘航母的这一阶段加以解决。

　　待到有一天，中国政府发布公告，将有XXX船队去钓鱼岛进行勘测，对于进入钓鱼岛水域的一切外国船只将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予以击沉，那笔者做出的判断怕是就八九不离十了。手段绝了一点，但那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收复领土难道还需要选择文明却高难度的方法吗？温和不是对畸形心态的嗜血民族而言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无论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那都是中央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国际环境做出的反应。从毛主席开始的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是中国人民完全站起来的基础。这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纪念的英雄会上溯到1840年的原因。　

　　保钓英雄这次没有登岛，但已经在保卫钓鱼岛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对于这次保钓活动的背景猜测颇多。然而，无论有无背景，他们是作为中国人去保卫钓鱼岛，因此，他们是民族的英雄。恨己无力保钓，只愿英雄平安！钓鱼岛对决背后的秘密较量！

   http://vip.bokee.com/20071117423636.html

其实，搞清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关键是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一下“9.18事变”的全过程。知道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许多人现在对“9.18事变”的概念是：日本政府命令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里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奉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几天后，整个东北便被日军全部占领了。

但是，真正的“9.18事变”不是这么回事。

一．狭义的“9.18事变”和广义的“9.18事变”

狭义的”9.18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坏柳条湖（沟）南满铁路，继而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沈阳。继而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占领。

广义的”9.18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

本文采用广义的”9.18事变”概念，因为它反映了日军占领东三省的全过程。据此，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

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二．东三省概况

“9.18事变”时丢掉的东三省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被推翻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了东三省的土皇帝。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接管了东三省。

1．辽宁

在”9.18事变”前，辽宁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辽宁。辽宁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东北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辽宁。沈阳（奉天）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沈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

著名的军事重镇锦州也在辽宁。从山海关沿京哈铁路进入东北，沿途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锦州，锦州之后是沈阳。沈阳之后经铁岭便到了吉林省的四平。

日本人租借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大部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也在辽宁省内。

2．吉林

吉林省的主要城市有长春、四平、吉林等。长春是”9.18事变”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帝都。吉林省当时没有什么工业，长春一汽、吉林石化等企业是解放后才建的。

长春在“9.18事变”前是苏联和日本划分原中东铁路的分界点。当时，中东铁路长春以北由中苏共管；长春以南到旅顺口的铁路，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其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吉林省由于有南满铁路和延边（间岛）的大量朝鲜族移民，因而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1931年7月初日本人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就发生在长春以北30公里现属德惠市的万宝山镇。

沿京哈铁路经长春再往北，就是黑龙江省的著名城市哈尔滨。

3．黑龙江

黑龙江省是东三省中最北边的一个省，当时地广人稀，省会在齐齐哈尔。主要城市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子。1898年俄国人为修建中东铁路，将哈尔滨迅速扩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镇。1903年2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负责铁路管理和运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设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是一个带有浓郁俄式风格的城市。时至今日，秋林百货公司的大列巴、哈尔滨红肠，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筑，宏伟的索非亚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尔滨昔日的俄罗斯风情。

解放后，以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和六十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为标志，黑龙江才逐渐成为东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省。

 
由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横贯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在“9.18事变”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4．热河

当时张学良父子管辖的东北地区，除上述三省外，还有一个现在早已撤消，但当时属于东北的热河省，主要包括现今河北承德和内蒙古赤峰两个地区。也就是说当时东北是四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

但“9.18事变”时，日本人没有占领热河省。热河是在1933年2、3月间日本关东军发动新一轮对华侵略战争时被日军占领的，后来划入伪满洲国境内。

三．“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扎的兵力有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交替。

张学良并不是从枪林弹雨、尔虞我诈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虽然不算纨绔子弟，但也是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并不具有坐镇一方的能力。

四．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五．“9.18事变”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吗？

“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当“9.18事变”大获成功后，胜利者不受惩罚，他们最终还是为关东军买了单。

六．“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０年６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日本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

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３０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日本关东军的两、三个中级军官就能策划这么大的阴谋，完成占领中国东北这么大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七．“9.18事变”前，张学良、蒋介石针对日本关东军可能的军事行动都做了哪些战前准备？

在“9.18事变”前，关东军的种种异常举动，张学良、蒋介石都是知道的，也判断出日本人会有军事行动。但他们都认为关东军不过是要挑起类似万宝山事件那样的局部军事冲突，谋取些局部利益而已。没想到关东军竟然胆大包天地想要一举吞并全东北。

蒋介石当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和处理因其拘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而导致的宁粤对立问题上。没有把东北的危机放在第一位。

所以，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再次告诫他：“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9月18日，即“9.18事变”爆发当天，蒋介石从南京出发前往江西，指挥“剿共”。

张学良由于对日军意图判断失误，也同意蒋介石的方针，并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转告下属执行。对于日军的种种异动，没有采取任何有针对性的军事布署和准备。1931年8月底（或9月初），由于关东军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而且白天、黑夜不停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守奉天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认为日军会向奉天发起进攻，建议从关内调一部分军队回东北。但张学良不同意王以哲的看法，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向王出示了蒋介石的“铣电”，并嘱其转告部属，一定照办。

张学良晚年（1990年）接受采访时说过：“(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现在，我们讨论“9.18事变”时，必须注意以下事实：

1．日本关东军在“9.18事变”前做了长时间的、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异常的军事行动，没有（也不可能）瞒过东北军。

2．“9.18事变”不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东北军许多人预料之中发生的。

3．尽管“不抵抗”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但当时东北是张学良的家天下，如果张学良反对或阳奉阴违，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在东北军中很难贯彻。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张学良在“9.18事变”前没有针对日军的种种异动做出任何有针对性的军事布署和准备，即使是被动应付型的准备，比如，分散布署在沈阳的飞机，分散储藏军械等等，也是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能迅速组织起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北军中个别有责任感的将领，在“9.18事变”前，自发地做过一些准备。如黄显声将军（小说《红岩》中小罗卜头的狱中老师）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但这些自发的准备，根本无法抵消由蒋介石制定、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方针的恶果！

“9.18事变”之前，东北军没有做任何有组织的战前准备，这个责任应当由蒋介石、张学良共同承担。

八．“9.18事变”的第一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22点20分，关东军炸毁奉天东北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

在奉天城土肥原特务机关等待消息的“9.18事变”策划者坂垣征四郎接到柳条湖计划完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奉天城东北军各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他们的